国学大师楼宇烈：文化“走出去” 先要“走回来”

发布时间：2025-02-06 02:03:24 来源：51吃瓜网 作者：专题

楼宇烈先生接受专访。走出去/记者杨帆摄

近年来，国学中国传统文化升温，大师国学成为“香饽饽”，楼宇烈文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津津乐道，化先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对此始终保持着热肠冷眼。走出去日本二三本久丨道不卡免费这位著名的国学国学大师近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以人为本、大师强调自觉自律的楼宇烈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医治中国社会的化先道德滑坡，亦能为人类社会克服物质和科技异化提供药方。走出去不过，国学他提醒国人，大师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楼宇烈文先要“走回来”，化先 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现在仍未摆脱“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国文化恢复自信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接受采访时，楼宇烈一袭传统中式服装，讲话顿挫有致，声调温润饱满，手势收放舒展，一派从容裕如的儒者风范。深耕国学沃土超过半个世纪的他，今年已届84岁高龄，仍在为传统文化奔忙，著书开课讲学，乐此不疲。

谈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楼宇烈直言：“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须先‘走回来’!”中国人首先要了解和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很多国人对传统文化理解模糊、片面，甚至妄自菲薄。

楼宇烈先生在挥毫泼墨。晚上睡不着看点害羞事免费/资料图

不需迎合西方 彼此相互尊重

现在一些文化交流团出国，总是迎合别国的口味。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加上太多西方的元素，人家反而不太认同。西方恰恰不需要迎合，他们期待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

“事实上，世间没有完美的文化，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楼宇烈指出，不同的地域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文化，彼此要相互尊重，不要轻言其他文化是陋习。他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属自洽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不应轻易判定对与错，高与低，进步与退步。”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沉浮，两种看法针锋相对，贯穿始终：一边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主张全盘西化;一边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不能随便抛弃。

楼宇烈先生与夫人(左一)品鉴书法。/资料图

继承中华传统 恢复文化自信

楼宇烈认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对国运衰微的反思检讨，从器物、制度推至文化层面，以西方近现代的文化特征和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文化自信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浩劫之后亦未得到应有重视。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河殇》鼓吹蓝色海洋文化，摈弃黄色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带来新的困惑。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楼宇烈将中国人现在的文化主体意识描述为四个字--“失魂落魄”。虽然国人逐渐关注这个问题，但他坦言，总体状况并未改观。

楼宇烈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令中西方之间的双重差异“水落石出”，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差异缩小，文化类型间的差异凸显，“现在到了必须纠正中国文化认知偏差的时候了”。

这位国学大师表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首先要恢复文化的自信。我不太喜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表述，我更希望这样提：中华文化，世界共享!我们要把中国文化建设好，让世界享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楼宇烈先生在题词。/资料图

倡以人为本 助克服异化

“人类先后遭遇两次异化，中国传统文化过去曾经、未来仍可为人类摆脱困境发挥重要作用。”楼宇烈如是说。

在第一次异化中，人类通过构建造物主的世界，来管理自身的现实世界，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规范人的内心和言行举止。比如西方走向中世纪，听从上帝的旨意，依赖于外来的神主宰人的世界。

西方神本论 依赖变枷锁

通达儒释道的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神或者造物主，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西方文化突出彼岸世界，而中国文化强调此岸世界。六祖《坛经》有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佛教禅宗强调心即是佛，佛就在你心间，不是佛来度人，而是人自己度自己，自己觉悟了就是佛。中国的圣仙佛都是此岸世界，儒释道殊途同归，均倡导从人的自身做起。

楼宇烈先生用昆曲唱腔演唱马致远的《天净沙》。/资料图

西方进入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的理性获得了充分肯定，发挥了巨大能量。其间，中国传统文化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回西方，推动西方摆脱神本文化的枷锁，高扬起人本文化的大旗。

而令楼宇烈遗憾的是，没有经历人类第一次异化的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却跟随西方的步伐遭遇人类的第二次异化。随着人类理性的释放、科技的创新，人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视人可以主宰一切。人类用理性才智创造先进的科技，无限度地开发改造地球，逐渐异化为物质、机器、信息的奴隶。为了物质，为了资源，为了财富，人类之间不惜相互戕害残杀。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对人类第二次异化开始反思。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加剧，西方世界掀起了两股潮流：一是向传统文化回归，一是向东方文化汲取智慧。

向万物学习 重自觉自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楼宇烈引用《中庸》的名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人类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而不是征服自然，随意改造主宰。”

“人类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婢女” ，楼教授说，人不能丢失掉主体性，人不能由假设出来的造物主来管理。同时，人不能随意改变万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人与生存环境严重的冲突。碰到问题时，人类应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反求诸己。

因此，在这位国学大师看来，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重视内心约束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反对自我异化具有现实意义。“如果中国能够重振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将是一项重要贡献。”

港民俗文化 展传统魅力

楼宇烈曾多次到访香港。在他印象中，香港是一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所在：一方面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它宣扬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它背靠祖国，承继传统文化。他说：“香港比较尊重中国本土文化这一面，我们以前讲得不够。”

楼宇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香港的民俗文化中，让并行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尊重，而且长期下去，可能会吸收融化西方文化，成为香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这在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力量和魅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

谈及现在备受关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位国学大师表示，“香港民众如果能在家门口领略伟大的传统文化，多好!”当然，这需要因缘和条件。他建议，“如果有的香港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内地可以到香港多办些展览。”

楼宇烈相信，“如能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内地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一批一批拿到香港展览，哪怕一个月在香港办一次展，三年办36项展览，绰绰有余。香港民众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展览办多了，香港民众可能就会希望有个长期展览的地方，就像故宫文化博物院，来领略祖国的历史文化，那样就水到渠成了。”

【传统文化问与答】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糟粕吗?

楼宇烈：今天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为什么总要找它的毛病呢?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挖掘对今天有启发的东西，来指导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天到晚讨伐它不好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陷在罪恶感之中，让自己老是抬不起头来。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能包治百病吗?

楼宇烈：其实不用包治百病，只要把根本的病因治好了，其他方面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很大。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国传统文化不在于治标，强调自觉自律，却能治根本的病。

记者：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如何兼收并蓄?

楼宇烈：中国文化可以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前提是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根植在传统基础之上。否则，就会生搬硬套，跟着别人走，以致迷失自我。

楼宇烈先生每周三携夫人到北京大学义务传习昆曲。图为师生合影。

【人物侧记】传授昆曲 由艺臻道

春寒乍暖，雪霁初晴。循着清扬的笛声，记者来到北京大学“老化学楼”二层，推开一间屋门，柔婉的唱腔带着温度扑面而来，十几人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在楼教授的引领下，吟唱昆曲“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先后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和名誉主委的楼教授，于2002年成立“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创办了“国艺苑”，传授昆曲、古琴等传统艺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周三下午，楼教授都会携夫人来到北京大学义务教昆曲。

是日乃寒假之后的第一堂昆曲课。从《牡丹亭·游园》、《玉簪记·琴挑》到《长生殿·惊变》，楼宇烈择曲选段，带着大家一唱三叹，在桌上打着节拍，手指轻拢慢捻，彷佛碰触的不是桌面，而是琴弦。

听课的人中，有楼教授带的研究生，有校外的昆曲爱好者，还有几位是慕名而来第一次上课。练唱间隙，一位旁听者推门进来，向楼教授打招呼说，“刚刚回京，从高铁站直接赶来，没听到笛声，还以为不开课了呢。”

大多数学生的面前都摆放着一套昆曲《谷音曲谱》。一位中年听课者告诉记者：“这些是楼老师编辑的。”她说，自己每周三都来这里跟楼教授学曲，现在已成昆曲迷，深感传统文化的魅力。

十余载倏然而过，从花甲到耄耋，楼教授心笃如初。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只是书斋里的死学问，而要根植于寻常生活中。“以道统艺，由艺臻道”，中国传统艺术蕴涵着人文精神，中国人可通过艺术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楼宇烈先生开怀一刻。资料图

【人物名片】通达儒释道 84岁仍讲课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王弼集校释》、《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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